既然第一个故事纯属子虚乌有，那第二个“台湾人半路接盘”的故事又如何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文中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藏茶多年，匆匆转手。
香港地界寸土寸金，普洱茶又需要进仓转化，即使是存放在租金相对低廉的地库或山洞，对于利润微薄的茶楼来说，长期下来也是很大的支出。通常的做法都是存新卖旧，而且存好了（出红汤，有老味）就会变现，举个例子，当年陈国义先生收下几吨7542后还没存多久，数年的仓库租借费用就已经超过买下10吨7542的费用了。
而在美国发了大财的金山楼老板，如果不在意这些茶，大可以像其他茶楼一样，存好了就卖掉，投资其他生意，如果是真的爱茶，为什么会将这么多老茶放在香港二十多年管都不管？又为什么在1997年众多茶楼抛售老茶之际匆匆赶回来，把收藏了这么久的老茶贱卖掉，将货源转手给台湾人？
既然有关金山楼旧藏和号级茶的部分存疑，那书里其他，是否还有诸如此类的历史错误和主观臆造？——不仅有，而且有很多。
据《普洱茶》所说，1993年邓时海先生在拜访下关茶厂期间，为表达对两岸爱茶人的美好祝愿，特地送了一饼50年代小铁饼给时任下关茶厂厂长的冯炎培先生，书里还有一张两人举着茶饼的合照。
后来此事传到时任下关茶厂副厂长（后任正厂长）的罗乃炘先生那里时，老人家气的破口大骂：“放屁！这张照片就是我拍的，茶是厂里的样品，当时邓时海来了要拍照，我们就从样品柜里把茶拿出来，拍完又放好，怎么就成了他给我们送老茶！”
两个漏洞百出的故事，一批批层出不穷的大红印，再加上一个曾被台湾茶商同行揭发“他手里有很多同庆号，书里也编了不少同庆的故事，但这些茶已经被业内认定为70年代生产的假茶”的台湾大师，其实真实历史一直都很单纯，复杂的是刻意制造混乱，好浑水摸鱼的人。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一方面，邓时海的《普洱茶》一书出版于1995年的台湾，文中提出的越陈越香观点，对后世普洱茶界的影响异常深远，在后人的不断补充与修整下，已成为普洱茶产业的一大基石。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此书的不足与谬误，以及宣传作者茶品的“产品手册”属性，当时两岸来往不便，网络也不发达，信息沟通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在这种无法证伪的情况下，邓时海先生可以说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是他可能也没想到，后来普洱茶行业会发展地如此迅猛，自己的处女作会被捧上神坛，文中的那些谬误和杜撰也被后人一一审视了吧？
40年代中茶红印事件
能直接体现邓时海著书目的的，就是曾闹得沸沸扬扬“40年代中茶红印事件”，当年为了给《普洱茶》一书“取材”，邓时海去过下关茶厂后，还去了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时任省茶司总经理邹家驹先生便让下属送了一本记载有诸多史料的《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志》，没想到竟成了被大量抄录的最佳素材。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大部门内容都照搬《省茶司志》的同时，书中还将红印的生产时间往前提了近十年，让红色寓意明显的八中茶商标直接跨越了解放时期，成了抗日时期的产物，大家可以读一下摘录自《普洱茶》的这个片段，感受下书中充满想象力的杜撰情节和带货意图：
“佛海茶厂建厂同时，还搭建了临时厂房，成功制作了红茶和普洱紧茶、圆茶。成功制作出的第一批中茶牌普洱茶，早期红印、早期绿印等，根据云南中茶公司的记载，1941年佛海实验茶厂的绿印茶销往印度78箱，销往泰国的普洱圆茶有462担，其余的被转运到中国香港。这批贮存在中国香港各茶楼的普洱茶品，成为现在台湾地区炙手可热、争相抢购、作为典藏的普洱茶珍品。”
也许是觉得只有史料还不够，邓时海还大胆编造人证，在《普洱茶》一书中声称原勐海茶厂厂长唐庆阳先生曾亲口证实过“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圆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而在勐海一带产的茶菁是做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圆茶。”
看到这里，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茶友们可能会问：佛海茶厂建厂初期真的有生产普洱紧茶吗？40年代就已经有中茶牌红印和绿印了吗？这些茶品又是否真的运往了销区？身为勐海茶厂中兴重臣的唐庆阳先生，又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篇幅受限，下篇专题文章，陆离就从民国时期几大茶厂创建史，旧中茶发展史，八中茶设计史说开，聊聊最真实的大红印。
来源：陆离茶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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