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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21日

售价百万,邓时海背书的金山楼红印,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故事

2020年香港仕宏秋拍,一筒标注为五十年代生产,勐海茶厂出品的金山楼旧藏无纸红印以294.5万的价格拍出,同样是仕宏秋拍,同样是50年代金山楼无纸红印,又以一提345万的价格落槌,每片近500000港币。

相信很多玩老茶的朋友们,多少都有听过“香港金山楼”的大名,近些年来,以“金山楼旧藏”为背书的50年代无纸红印,大红印等茶品,在各大拍卖会上动辄拍出几百万高价,可谓是大出风头,层出不穷,非常引人注目。

“金山楼”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一提连绵纸都没有的饼茶,以“无纸红印”的名头就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这些“金山楼旧藏”老茶,为什么大多出自台湾人之手?号称普洱茶第人的邓时海,又为什么要为这些茶大力背书?

原因很简单——“金山楼”本就是一座从历史信息中拼凑而来的“海市蜃楼”,是邓时海讲过的众多子虚乌有的故事之一!

港茶亲历者打假金山楼

“金山楼”是什么地方?第一个故事是,相传20世纪30年代,香港茶楼文化兴盛之时,位于港岛皇后大道中,以水滚茶靓闻名的“金山楼”是当地生意最好的大茶楼之一,尤其是普洱茶,不但设有专人从云南采购,而且还在四楼设了自用仓库,专门用来存放普洱茶。

20世纪60年代,“金山楼”老板又在油麻地新填地街另一边自置物业,开设「新金山」酒楼,港人称之为“大金山”,是当时文仕雅聚之地,至90年代后期香港回归前夕,金山楼结业,其旧藏的一众珍品老茶逐渐流出市场,成为今日藏家豪客,各大拍卖行的“座上宾”。

既然是香港老茶庄,为什么如今的货源都在台湾人手里?继续追溯“金山楼”的源头,我们会发现这一说法来自邓时海先生,他那边的第二个故事是,“金山楼”原本的主人是两位喜爱普洱茶的香港富商,早年间“恰好”收了很多印级茶和号级茶,后来在美国发了大财,便很少回来,茶也一直放在香港存放,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才匆匆赶回来,将所有老茶全部转手给台湾人。

也许,在邓时海原本的设想中,用一个乍一看没什么大毛病的故事,以及自己“普洱茶第人”的身份宣传,再和拍卖会那边提前沟通好,便可以源源不断地产出这些一本万利的“大红印”。好巧不巧的是,假李鬼怕撞上真李逵,为了揭露这类茶的真实面貌,最了解香港普洱茶界的周勇先生站了出来。

这里为不了解香港茶界的朋友们简单介绍下,周勇先生于1980年进入香港茶界,辅佐大哥周琮处理公司日常业务,而这家公司,就是独霸香港茶界三十年的第一头盘商,曾多次帮助勐海茶厂提升熟茶品质,缔造了紫天饼传奇的香港南天贸易公司。

南天贸易公司:一手研配紫天饼,独霸香港普洱茶市场三十年

当时,整个港澳地区能在广交会上与云南省茶司洽谈普洱茶业务的,只有15家头盘商,而南天公司正是香港茶市中的最大头盘商,几乎垄断了出口量最大的普洱散茶在港贸易,当年整个香港一百多家茶叶经销商里,南天公司控制了80多家,剩下的也是因为实力太弱或出于布局不需要。

很多明星老茶,以及有实力的庄家,也都与南天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当年推销7542青饼给陈国义的陈强,就是早年先在南天公司积累经验后离职单干的,才成就了后来的八八青。因此,就对香港普洱茶界的了解程度来看,亲历者周勇先生的阅历与水平在当今茶界无人能出其右。

周勇先生也是一位侠肝义胆的打假斗士,对于市面上层出不穷,动辄千万的宋聘号,福元昌号等号级茶,此前他就曾发声:“1985年,我大哥周琮与云南方联系,希望定制新配方茶,在前往云南交流之前,他专门让人去买些解放前老茶庄做的号级茶以供研究。

当时本来想买品质最好的宋聘号,没想到集整个公司之力都找不到,后来呢,只在一家老茶庄的玻璃展示柜里发现了一片,老板还不肯借,只让隔着玻璃看,最后只好以每片5000港币的价格买了两提杨聘号。

现在,我想问一下台湾人,80年代南天都找不到的茶,为什么会下子冒出这么多?你卖几百万一饼的茶叶,难道不应该交待一下它的出处吗?”

对于所谓的“金山楼旧藏”,周勇先生更是直言:“很遗憾,因为身体问题,我现在没法亲到港查证,不过如果香港真的有一座藏茶这么丰富的茶楼,本地的茶叶经营者一定都会略有耳闻,但当年南天从未听说有这家卖老茶的地方!”

违背真实历史的臆想

其实,无需周老到港亲查,只需要将第一个故事中提到的几个细节与香港茶界真实历史对比就能直接证伪,首先是“设有专人从云南采购普洱茶”,当时滇界内的茶叶运输基本由熟悉当地的马帮负责,有大商号在香港市场开设分号,但受限于交通条件与成本原因,基本没有香港茶楼直接派人到云南采购茶叶的。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商人们发现新通道,事情发生了转机,云南普洱茶可以从蒙自海关出发,直接运到越南海防,再走水路抵达中国香港,比原先的内地运输便捷很多,这期间有无香港人的参与,缺乏相关史料无从证明,给了造假者讲故事的空间,而在建国之后,想直接从云南采购普洱茶就成了天方夜谭。

建国初期,以美蒋为首的敌对势力对中国大陆实行了严密的经济政治封锁,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国内所有的茶叶生产又被纳入统一收购,计划分配的统购统销体制,香港茶界根本无法直接到云南订货买卖。

1957年4月25日,第一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成功举办后,海外茶界可以派出“头盘商”作为代表,与省茶司签订购货合同,省茶司再安排勐海茶厂等下属茶厂生产,最后还要通过铁道部审批,使用港澳专用车皮运输到港,当时称为“配额订货制”。

而头盘商制度,则是当时港澳茶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头盘商订货,茶叶运到后,头盘商分给二盘商,二盘商再分给酒楼茶庄,最后再到终端消费者手里,每家头盘商也都有自己的二盘商,没人敢越级交易,后来陈强拿着88青到香港推销却处处碰壁也是这个原因。

从这点来看,再结合周勇先生的证词,处于头盘商制度末尾,面向终端市场,经营近百年的“金山楼”,怎么能瞒过香港南天这个枝繁叶茂,支系众多的庞然大物?

此外,上述故事中常配有的金山楼旧照,位于新填地街一〇〇号三—八四四一四七这喧杂闹市,据此合理推测,金山楼在过去可能真实存在,但绝非故事中所讲的那样,以真实历史或图片为引,编造虚假故事,也是邓时海的惯用手法之一,后面还会再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