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普洱茶发展的鼎盛时期，一时间可谓是普洱茶名重天下。从清代开始，关于普洱茶的交通、管理、制作、品饮、发展、地理等事宜有了较为详细的文字记载，云南茶叶无论是产量、制造技术还是贸易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翻开史料，我们可以感受到清代云南茶业的兴旺，尽管当时清政府干涉云南茶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了茶叶发展，但清代云南茶业经济仍然呈向上发展的趋势。清代阮福于道光五年在《普洱茶记》中赞叹“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可见普洱茶成为皇室贵族的新宠，收藏品饮普洱茶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清朝时期茶叶经营给朝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朝廷放宽了茶叶控制政策，“茶马互市”的贸易逐步开放到民间。
清乾隆二年（1737年），从巡抚甘国壁入滇的江苏松江人倪蜕撰《滇云历年传》十二卷中记载的史料为基础分析茶农在政府行政干预下所受到的剥削和压榨。“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
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短短几百个字，茶农的艰辛和无奈跃然纸上。茶农遭受到来自政府及官僚的欺压，政府设总茶店在思茅，命令茶户将茶运送到总店才给茶款，偏远的茶山距思茅千余里，食宿交通自理，对茶农来说，往来十分困苦。官方还缺斤少两的计算给自己增加利益，欺压茶农。之前茶商可以先付款后收购茶叶，达到通融得济，而官民交易，无任何通融条件，官府只管收茶叶，不重视茶叶的再生产和茶农的困难。这样的交易和管理方式压抑了茶农和茶商的积极性。
清《道光云南志钞》卷一《地理志》记载“普洱府。雍正七年，裁元江通判，以所治之普洱六大茶山及橄榄坝，江内六版纳地置普洱府，又设同知驻所属之攸乐，通判驻所之思茅。”“思茅厅，乾隆元年裁通判，移攸乐同知驻其地，名思茅厅。山则白马、孔明，皆距城数百里，高千百仞，而六茶山在东南三百里倚邦土弁境，产茶、备土之贡。”史料记载说明了普洱府是当地茶叶贸易的集散地，茶叶经过加工制作，上贡朝廷和运往各地。盛易祥。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宫廷将普洱茶列为贡茶，视为朝廷进贡珍品，普洱贡茶的采办具有严格的规定和操作程序，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张泓撰《滇南新语》中对普洱贡茶的制作有明确而详尽的记述，并印证了白银已成为清代云南茶叶交易的主要货币形式。“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似也，而味自劣。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制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成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
史料记录下了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
普洱茶珍品有：毛尖、团茶、芽茶、蕊茶、茶膏、女儿茶、人头茶（金瓜贡茶），可见普洱贡茶的品种之繁多，花色之丰富，品质之上乘。再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萌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女儿茶膏，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
“普洱茶膏”这个正式的称谓，出现于官方文献赵学敏撰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这本著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著作是继《本草纲目》之后的另一部集大成之作。记载：“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成团。有大、中、小三等。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南诏备考：普洱府出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专、曼撒六茶山。而以倚邦、蛮专者味较胜。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按，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有伪作者，名川茶，乃川省与滇南交界处土人所造，其饼不坚，色亦黄，不如普洱清香独绝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物理小识：普雨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按：普雨即普洱也）。”
短短几百字明确表明普洱茶的产地，以及茶膏的药用价值和功效。据故宫博物院今保存的清乾隆九年（1744年）《内务府奏销档》载：“云南督抚按例贡进的上等名茶中有普洱小茶400团，普洱女儿茶、蕊茶各1000团，普洱芽茶、蕊茶各100瓶，普洱茶膏100匣。”这一记载说明，清宫廷最注重的是极品普洱茶，占了普洱贡茶的七成以上，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吴大勋在《滇南闻见录》中记述了普洱贡茶花色品种及其药理作用：“团茶产于普洱府属之思茅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上贡，有团有膏，思茅同知承办。团饼，大小不一，偬以坚重者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
清《普洱府志》卷十九有载，“每年贡茶为四种：团茶(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瓶装芽茶、蕊茶、匣装茶膏共八色。”从上述记载中后人能够感受到，置办贡茶是极为讲究的一
2017年0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