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嘉德四季第二十四期拍卖会，45件收藏级的普洱现身拍场，总成交额1449.39万元人民币。其中，同兴号向纯武内飞圆茶（一筒）和同庆号龙马商标圆茶（一筒），都分别以134.4万元人民币成交；而福元昌号蓝内飞圆茶（一筒）以504万元人民币成交。
2013年11月，一筒福元昌号以1035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当时普洱茶领域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并保持数年。
2016年5月，先是一饼百年红票宋聘圆茶以260万人民币高价落槌，宣告名茶有主；之后又一筒蓝标宋聘也以880万元人民币高价落槌，引起高度关注。
2018年，一筒“百年蓝票宋聘普洱茶”刚刚因1332万港币荣登“茶王”宝座。
时隔半年的2019年，又一筒“福元昌号”以2632万港币落槌成交，再次刷新了普洱老茶拍卖榜，新的历史又被缔造……
21世纪以来，普洱老茶的拍卖屡屡见诸媒体网络，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细细探究，不难发现，海内外身价最高的普洱茶，依然是由抗战前的易武老茶号缔造。
它们一再刷新的，是整个“号级茶”的价格金字塔，一再续写的，则是易武商茶时代风云百年的历史余波。
风云激荡的商茶时代
改土归流之前，六大茶山产茶向来有商民坐地收购，各贩于市。而改土归流之后，清廷一度以商民盘剥生事为由，“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严禁民间茶叶交易，对私相买卖者严厉稽查，以为“不许客人上山，永可杜绝衅端”。
然而没了商家，茶农无论远近都要将茶叶上交思茅总茶店，路途遥远、人役使费繁多，再加上盘剥过重，“百斤之价，得半而止”，茶农苦不堪言，贡茶制度也难以为继。
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朝政府在云南地区颁布茶法，批准云南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购茶一百斤，征收税银三钱二分，后来茶叶引额不断增加，算是逐渐放开了茶叶的民间贸易。
虽然为天子采办贡茶依然是第一要务，但草野之民的生命力依旧不容小觑——茶引实施之后，六大茶山的茶业发展迎来新的契机，越来越多的石屏、四川、江西、湖南……等外来劳动力迁徙到六大茶山，共同开辟茶园、加工茶叶、收购贩运。
嘉庆道光年间是最辉煌的时期，在运茶旺季，上山人如潮水，商旅云集、骡马塞途。一大批私人茶庄、茶号，也从清朝中后期开始涌现，并在民国年间集中爆发——
比如被认为始建于雍正年间，是易武建立最早的茶庄商号同庆号（关于同庆号始创年份说法不一，有雍正、乾隆、道光年间等不同说法）。同治年间更名的乾利贞号（其后在民国年间与宋聘号合并而成为乾利贞宋聘号）、同昌号。光绪年间的同兴号、敬昌号、元昌号（后民国年间易手更名为福元昌号）、陈云号、车顺号、安乐号、同泰昌、元泰丰、迎春号……
如今保存仍较为完好的迎春号和君利祥茶庄旧址
易武作为清末民初云南最大的茶叶加工基地和出口基地，从这里走出过一二十个影响世界的老茶号，如果追寻普洱茶品牌化的源头，这些历经世纪颠簸，如今依然有故事流传在民间、甚至被今人“抢注”的老茶号们，就是昔日普洱茶界最响亮的“知名品牌”。
他们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不断进行着产品市场化延伸和商道开拓，源源不断的将普洱茶，从京城贵胄的杯盏，输送到海内外寻常百姓的茶桌，让普洱茶的品饮有了新的内涵。
这些茶号茶庄彼时或富甲一方、或权倾一时，但历经岁月的流转，战争的纷乱，甚至是凶杀、火灾等命运的叵测，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只有极少量当年生产的茶叶还得以幸存，这些茶今日被统称为“号级茶”或者“古董茶”，身价可观。
最贵的普洱老茶，依然来自易武。今天查看号级茶的商标内票，不难发现“拣选细嫩茶叶”、“揉造阳春细嫩白尖”、“专购易武正山细嫩蕊芽”、“味红浓而芳香”之类的宣传用语。可见，立足于贡茶时代一脉相承的制茶精神和技艺传承，商茶时代，易武茶平衡细腻、刚柔并济的产区风格又得到进一步升华。
老茶号们恪守品质、精益求精，以力求传世的态度制茶，事实也证明了只要留下来的，也几乎都成了经典。这些所剩不多的号级古董茶，不但力证了一个逝去时代曾经的辉煌，更是在几十年后，重新启发了一个复兴时代的到来。
号级时代的商业根基
如果说“贡茶时代”是为普洱茶的工艺觉醒与核心价值扎下根基，那么“商茶时代”，则是立足在这个根基之上，生长出的参天枝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六大茶山经济因茶而兴后，文化也随之因茶而荣。兴茶乡、开商路、办学堂、筑路架桥，果实累累，欣欣向荣。
汉人的涌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锐意进取的商道精神，更把他们重文崇儒、耕读传家的风尚，以及注重同乡故里宗亲联结的习俗注入六大茶山，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共生共融，迸发出多元并存的生机。
庙宇、建筑的遗存，往往是衡量一个时代繁华与否的重要历史证据。彼时的六大茶山，随着汉人的涌入，广修会馆、关帝庙，而关帝庙中又多有孔明殿。这样的“神仙组合”，也是因为少数民族尊崇孔明为“茶祖”，而汉人信奉关帝的“忠义仁勇”，最后“二圣同檐”，也只有在这方水土才能得见吧。
易武茶文化博物馆前身为关帝庙
而在石屏人最多的易武，康熙年间就已兴办私塾。光绪年间安乐号茶庄庄主李开基还中过进士，又为皇帝进贡过茶叶，遂被赐名为“例贡进士”。乾利贞号袁氏家族的六子袁嘉谷，也曾参加光绪年间，废除科举之后的经济特科考试，被取为一等第一名，虽不是状元，但也堪比“状元”。并从封建王朝的“状元”，后来做到现代高校的教授（1922年，云南大学前身的“私立东陆大学”成立，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也是天下唯其一人。
“贾而好儒”，让易武的老茶号经营者们普遍具备颇高的文化素养，也反之让他们有了更敏感的市场感知力，懂得审时度势把握商机，在商海沉浮中长盛不衰。
早在清初康熙顺治年间，云南商人就已经于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县）与西藏人茶马互市，途经鹤庆、丽江等地，与来自藏区的商人交易。
到了清朝中叶，普洱茶交易越发繁荣，新辟市场不停地增加，茶叶贸易版图也在不停地扩大，道光年间，为了解决茶叶运输的道路困难问题，普洱府、思茅厅、倚邦和易武两地土司署、乡绅名士、茶号老板共同出资，民众出力，铺就一条从易武经曼秀、麻黑、漫洒、倚邦、勐旺、思茅到普洱的石板路，其中易武至思茅段就有240余公里。
曾经的茶马古道旧址
大道小路、众多支线最终汇聚成为一个庞大的商道网络，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东南亚，甚至远达欧洲。“为十八行省商会开先”，昆明文庙街茶帮大院的楹联足以映射这个时代的兴荣。
2017年0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