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友人来，拿一老茶，我一看茶体炭黑，再一闻香味，我说你这是碳培普洱，不要说不是“号级茶”，能否算是“普洱老茶”都是个疑问，年份差了几辈，也就前面十年的茶品而已。
茶有焦味，友人疑问，我再言，“碳培茶”断了普洱的根，也无法看出年份，而且好多茶是当年做茶时候就用药水动过手脚，除去碳化焦味。有些则是茶叶碳化了，茶饼在高温高湿做仓的过程烧心，外观口感都迅速接近老茶，做仓出来就类似老茶，再加以存放数年出仓，这样口感也有，陈味也有，发霉的痕迹再通过药水喷洒处理，其实是剧毒茶。不能去做这种茶的试验品、牺牲品。
朋友言，这可是之前思茅一个领导的茶品。
谈普洱茶，思茅这个地方绕不开，旧思茅隶属普洱府，茶叶在此地集散，因而名之。普洱茶讲圈子，最早的圈子即始于思茅，只不过，自从“茶市长”出事之后，众人皆作鸟兽散，不再以此圈子为中心。
然而，市场不知道，总有各色人等想尽办法凑进圈子。实在凑不进这个圈子，以买到这个圈子的为荣，以和圈子的江湖大师喝茶也算一种荣光。
这种现象不是个案，基本上所有的茶圈都是如此，无论正面反面，茶圈里流行的往往都是认识谁谁谁为荣。
省外来客，不认识一两个官员，不认识几个会长副会长，不认识几个茶老师，仿佛就认为不识茶。
认识不认识，总是想拉你一起吃饭，有些人，因为师长缘故，吃过一两次饭，交流不深，甚至无可交流，因为原本就不是一路人，我研究茶别人可能研究经济，茶叶现在算是我吃饭的家伙，于他人又有什么关系，然而，皆众以为吃过一次饭，就以为认识了，其实无论认识谁和认识茶没有丝毫关系。
尤其是之前的茶叶，价格低廉，原料就摆在那里，能存放出一朵花？有历史未必就一定是好茶。越是有历史的茶，越是可能固定思维的结果。
古人云，茶叶可以让“天地顿色”，这一点放到普洱茶身上是再与合适不过的。普洱茶最早没有所谓的大师一类的人物出现，普洱茶一直在体系内运营，历史资料清晰，哪种茶哪一年生产了多少这些记录也比较详尽，可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市场，显然不能让“天地改色”。
茶市长推出了一众江湖大师，天地为之一变，港台江湖大师皆由思茅出台，否则，天下不知君为何物。原本这就一个推广手法，无可无不可，受益的毕竟还是“普洱茶”，只不过，这种推广随着层级的叠加、随着文化的附庸累积，结果和种果发生了很大的异化。
（碳化的老茶，市场很多号称号级茶、印级茶，皆为此品，由于市场卖到天价，一般无人敢质疑。该种茶体黑灰，茶汤黑褐，似酱油汤，实为典型的高温高湿，不断重复进仓、退仓、干燥导致。实际上与碳培普洱实为一个路子。）
2000年的时候，普洱茶不热，甚至绝大部分云南人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只不过，普洱茶在境外是比较热的，80年代末期，内地和台湾得走小三通，必经香港，香港人喝普洱的习惯也传开来，台湾也一度热捧普洱茶。只不过，普洱茶到底怎么进口，怎么加工，始终是个巨大的迷。
云南茶叶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统购统销，是典型的计划经济。1984年茶叶内销政策放开，云南的民间也开始有人投资做茶，主要做绿茶，由于失去国有垄断这一优势，事实上当时的个体户就是个最低端的谋生手段，每公斤的利润也以分、角钱计算。
2000左右的思茅虽然是茶叶重地，尚属不毛之地，昆明到思茅的高速公路还在遥遥无期，尚未通达，在云南人的思想里，思茅属于极偏远而且落后的区域，版纳的旅游大巴穿城而过，旅游业也粘不到光。
不过，再是偏远，也总有人来开山拓土，总有大师不远千里来普渡众生。当时的思茅尚未开化，不知商道为何道，不知普洱为何物。
普通民众喝绿茶，喝滇青，不喝普洱。
港台人士开始来往于昆明、思茅、易武等地寻找商机，高峰时，有三十四个中国台湾籍人士于此三地搵食。
当时的思茅虽然是地区所在地，其实是一个小县城，与其他的县城居民一般，贫穷，但是快乐，本地人喜酒，一饮酒就万事皆休，所以，日子还算悠闲。
在这悠闲的日子里，来了两个台湾籍人士，两人行色匆匆，整日里忙进忙出，吃住都在一家私人小客栈，饭前、住店钱都是一周一结算，其后，二人对客栈老板说要操作一笔大生意，没时间结算，干脆，一个月结算一次，本地外来人口少，能有人长期包房住，当然是好事，老板就应承了下来。
到了一个月账期，老板去结账，两个台湾人说再等等，他们有大生意在做，也不差这两文钱。老板心里不高兴，不过，二人好言好语一说，老板高高兴兴给二人做饭去了。当时的人心态里尚未有完整的商业概念，也没有如今生意人纯粹的商业头脑，老板心里虽然有点小埋怨，但是，还是高高兴兴每天给两个台湾人烧水做饭。
转眼到了第二个月账期，老板又去结账，二人又以其他借口搪塞，老板嚷嚷起来，二人极力劝服老板，老板嘴里嘟嘟囔囔出来，心里老大不情愿。
这一没结算，转眼到了第三个月，满打满算三个月的房钱房钱对于就是自己私房拿出来改造的小客栈而言，算是一笔大钱了。二人还是无钱结算，老板急眼了，和二人打将起来，闹到官府。
官家一听，老板和中国台湾人打起来了，这还了得？于是，赶紧把情况逐级上报。当时的港台人士出入思茅的不多，各级政府皆有统战对口单位，港台人士属于统战对象。无事则罢，有事，那就算“天大”的事。
不一刻，呼啦啦来了一拨“台办”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把三个月的房钱、饭钱给老板结算了，老板高高兴兴回转去了。把二位台籍人士请到政府宾馆，细问之下，才知道二位台湾老板要做茶，但是，又没有钱。
工作人员汇报到上层，上层打招呼，有人不远万里来宣传普洱茶，这是好事，必须支持，必须接待好，必须安排好。
接到“三个必须”的工作指示，工作人员忙不迭地到处寻找本地老板来与台湾籍大老板来合作，思茅普洱茶要卖到香港、台湾、日本、美国，这是何等大事，这是何等的好机会。
这时节，有个女老板听了政府工作人员一番美言，相中了这个项目，拍了500万出来在桌上，女老板投资，双方合作开了一个茶厂，政府当时在这500万里面也以贷款的名义做了很大的支持。
时机巧了，当时，正是普洱茶刚刚在内地兴旺之时，做普洱茶的人不多，生产厂家更是少之又少，加之两个台湾人是空地扣饼之人，自然比得当地人要见多识广，比得当地人要能说会道得多，生意倒也蒸蒸日上。
其后，另一人赚了部分钱先撤走了，另一个人留下与女老板合作。
2017年0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