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实行出口配额时代，在主要出口市场港澳地区有着规矩的供销体系。当时在港澳地区，只有15家头盘商有资格面对中国内地从事茶叶进口贸易。普洱茶去到香港，由头盘商分销给二盘商，再由二盘商分销到各个茶庄、茶店，绝不可僭越。
但1993年茶叶市场的全面放开，让普洱茶的出口虽然依旧需要许可证，但出口配额制度已经被取消了，为定制茶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并打破了头盘商、二盘商体系。刚开始，一些“苦秦久矣”的二盘商，不甘再遭受头盘商的“盘剥”，开始绕过头盘商直接跟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甚至是茶厂订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也开始实行部门承包制，并在深圳设立富华公司拓展业务。
与此同时，以勐海茶厂为代表的原生产出口普洱茶的几大国营茶厂，由于来自省茶叶公司的订单锐减，只能自谋生路地接受各路茶商的订单。除常规产品，很多茶商还有个性化要求，自己选择原料、包装纸，或者在茶中夹一些东西，比如丝带、大叶片之类的作为记号，或者在包装纸上印个记号等。各种繁杂而不规范的定制产品，让普洱茶市场进入了混沌中。
当然这种混沌，并不是说这段时间生产的普洱茶品质不好，相反地有些茶品是应茶商要求进行生产的，品质甚至要比大厂的常规产品还要高。比如93小票（1993年7542）、94事业青饼（1994年7542）等。
标号的百花齐放
定制茶是普洱茶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但其对现代普洱茶的复兴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因为不少定制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商品茶，他们摒弃了七子饼茶时代的粗放与单调，在用料选择上开始追求产区，以及野生茶、野放茶、大树茶的概念，并尝试还原传统制作工艺，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追捧的山头、古树、手工制茶、石磨压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定制茶是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而出现的，并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对普洱茶的价值判断。
贯穿整个标号级时代的，是民营茶企的不断出现，以及中茶标的“后时代”，各类普洱茶品牌商标的不断出现。这也是我们将这一时期定义为“标号级”时代的主要原因。
遥想当年，在茶庄商号林立的时代，普洱茶也曾各种商标百花齐放。但1952年7月中茶总公司下发通知启用“中茶牌”商标后，普洱茶几乎只有一个品牌，那就是“中茶”。
1980年11月正式恢复全国商标注册后，全国各国营茶厂开始注册自己的商标。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也于1980年11月10日注册了“吉幸”牌商标。三大国营茶厂则几乎没有动静，直到1989年6月10日，“大益”牌商标由勐海茶厂成功注册。反倒是一些地方茶企注册了自己的商标，比如双江县茶厂于1982年注册了“勐库”；临沧市茶叶科学研究所健身茶厂于1984年注册了“健身”；南涧彝族自治县茶厂于1987年注册“土林”……
1990年，中国茶叶公司通知各茶厂有偿使用“中茶”商标，此后茶企纷纷注册和使用自有商标。1990年11月30日，下关茶厂停止使用“中茶牌”并在紧茶、饼茶、砖茶产品上重新使用“宝焰牌”商标。1992年3月10日起开始在内销沱茶上使用“松鹤牌”商标。1992-1996年在甲级沱茶面上压制上一个“甲”字，1996年9月10日起以下关茶厂厂徽标志“G”字压制在甲级沱茶沱面上，以取代原来的“甲”字。1994年，云南普洱茶（集团）有限公司“普秀”牌商标注册成功。
就在各大茶厂开始启用自有商标的时候，普洱茶界也迎来了一股“老字号”的风潮。这股风是从台湾、香港吹过来的，由于有喝老茶的习惯，并且手上有实物样本的缘故，最开始是仿制同庆号、鸿泰昌，随后又仿制宋聘号、陈云号等老茶庄商号的包装。从仿制开始，很快地就开始了对老茶庄商号的商标抢注，宋聘号、盛易祥、车顺号、同庆号、可以兴、福元昌……历史上知名的不知名的老茶庄，纷纷被人们抢注。
与此同时，一些新创的民营茶企也开始尝试走私人商号的路子。1998年，曾为吕礼臻加工“真淳雅号”的张毅，创办了“顺时兴”茶庄，并生产出了如今无可替代的首批易武私人商号茶品“1998年易武顺时兴号（春尖）”。1999年，易武昌泰茶行成立，并推出了“99易昌号”……
不过私人商号模式俨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国营茶厂开始纷纷改制。2004年，下关茶厂和勐海茶厂相继完成改制，而中茶公司旗下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只保留了昆明茶厂，并于1996年宣布停产。许多国营时期的技术骨干、员工，开始自己走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普洱茶品牌开始出现……
1998年，澜沧县茶厂改制为澜沧县古茶公司；1999年，邹炳良、卢国龄创办海湾茶业；2001年，黎明茶厂开始生产“八角亭”普洱茶；2002年，阮殿蓉创办云南六大茶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张建丽创办勐海县兴海茶厂；2002年，杨坚林创办勐海杨记天缘茶厂；2004年，董国艳创办勐海国艳茶厂；2004年，谭梅创办云南大境界茶业；2007年，林兴云创办云南土林茶叶有限公司；2007年，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创立；2007年，柏联普洱茶庄园开始打造……
越来越多普洱茶企业的创建，以及品牌商标的涌现，让普洱茶商标再次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时代，普洱茶进入了“标号级”时代，品牌的价值逐步在市场中得以展现。尽管如此，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普洱茶市场面临着许多变化，市场正处于厚积薄发的混沌期。这种混沌，来自旧秩序体系的瓦解和新秩序体系的消解和酝酿。
从混沌到澄明
许多时间点，其实是契合在一起的。1993年统购统销政策的全面取消，让民营茶企开始迎来春天的同时，也让过惯了舒服日子的国营茶厂逐渐衰落，使得一些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国营茶厂职工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也就差不多这个时候，普洱茶在台湾扎下根来。1995年，邓时海的《普洱茶》在台湾正式出版。与此同时，香港的头盘商、二盘商体系走向瓦解，并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走向终结。这时期，港台茶商开始来到云南定制普洱茶。
当时普洱茶的出口配额虽然取消了，但仍然需要茶叶出口许可证才能出口，一直到2004年才取消。面对市场大环境的变化，1996年云南省茶叶公司也开始内部改革，实行部门承包经营责任制，很多部门开始自己找其他途径生产茶产品。而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普洱茶市场的混乱。
这个阶段云南省茶叶公司出品的普洱茶，既有“中茶”也有“吉幸”，主要由勐海、下关、普洱代为生产，一些小的茶厂也有为中茶代工。不过混沌中往往孕育着新的生机和希望。经过变革前期的阵痛之后，慢慢地整个普洱茶市场开始走向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