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龄1800年勐海野生茶树王
相比较起来，唐代的学者樊绰的视野就要开阔得多，盛唐气象的潜移默化，拓展了这位学者的胸襟，使他能够超越地理和历史的局限，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来看待那些还处在蒙昧之中的事物，因此他所著的《蛮书》中这样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指的是唐代地方政权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包括今天的景东、景谷及其以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当然也包括临沧的云县、临翔区和凤庆的一些地方，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区域。而且与檀萃相比，樊绰也要聪明得多，他不像檀那样，将普洱茶的区域确指在六山，这样很可能挂一漏万。而是用了一个“诸”字，将茶叶的生长地都概括进去了。
勐海的普洱茶生产，在上个世纪初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一份有关勐海茶庄的文献里，笔者见到这样的记载：民国3年(1914)，思茅厘金总办玉溪人秦克廷，派办事员玉溪人周文卿到佛海经营盐茶生意，开设“广源利”商号，民国6年(1917)，周文卿与朵云峰、刘华轩合伙成立“三益祥”商号，继续盐茶生意。民国14年(1925)，周文卿开办“可以兴茶庄”。民国时期的“可以兴茶庄”，红色商标上绘有马鹿、白鹤松树图，印有“鹿鹤商标”字样，四个小圆圈内标以“云南猛海”四字，横行双线圈内印“可以兴茶庄”五字，中间直书六行字：“拣选上等尖芽，精工督造如法，诸君认明内票，请试非图自夸”。下方横书三行缅文，生产的茶砖很有名气。
民国13年(1924)，腾冲富商董耀廷派叶安年到勐海租赁城子脚那“恒春号”后面山上赵绍虞宅，成立“洪记”茶庄，专营紧茶销藏，并优礼高价聘请思茅制茶师傅到“洪记”制紧茶。“洪记”茶庄后到7灶时，年产茶量1．5万担，1949年生产500多驮，后来转移缅甸。民国17年(1928)，鹤庆富商张静波派缅甸景栋栈的经理傅孟康到佛海成立“恒盛公茶庄”。同年，云南回族苏兴元在城子脚设茶灶一盘，制造紧茶二三百驮，售予“洪记茶庄”，年产茶1000担。民国19年(1930)，新开业的茶庄有腾冲人李云生的“云生祥茶庄”；石屏人王抹时的“时利和茶庄”；广西柳州人李拂一的“复兴茶庄”；勐海土司刀良臣集资傣族合股的“新民茶庄”；傣汉族合股以景谷人罕荣邦为经理的“利利茶庄”；蒙自回族马鼎臣的“鼎兴茶庄”，有蓝圆茶、红圆茶、紫圆茶3种内飞，其内票以一月一星的“月星”为注册商标，紧茶为有柄心脏形。另还有张敏然的“大同茶庄”；有回族纳成方、纳成俊合办的茶号1家。
仅民国27年(1938)，勐海开办的茶庄就有5家，它们是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曼赛老叭双喜与利利茶庄合股开办的茶号；群众集资由石屏人梅植三开办的“大同茶庄”；普洱人张吉庵的“吉安茶庄”；傣族合资，由勐遮土司刀健刚开办设在曼洪的茶庄；由勐混傣族合股、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设在勐混的茶庄。民国27年(1938)，李拂一主张小茶庄联合，得到支持，于是由“可以兴”、“时利和”、“大同”、“利利”、“复兴”等茶庄参加，成立了“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有紧茶2万多驮，实力增强，还办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民国28年(1939)，当时的云南省财政厅在勐海创办思普企业公司所属思普茶叶试验厂，委任白孟愚为厂长。这年5月，中央经济部采纳李拂一先生建议，派中国茶叶专家范和钧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佛海成立官办“中茶公司佛海茶厂”，机制红绿茶。民国29年(1940)，思茅“元信昌号”老板马子厚及中茶公司试验厂高价购买紧茶，茶号又增加勐宋区曼迈的石屏人陈玺、曼默的昆明人覃玉篇、佛海的大理人赵绍虞、思茅人刘肇炎四家茶庄，这时佛海的茶灶猛增至40盘，年产紧茶3．5万余担，圆茶7千余担，创佛海最高年产量，出口到香港等地的有“鼎兴茶庄”绘月星标记的紧茶。
茶厂旧照
这是一份对勐海茶庄比较详细的记载，很难想象收集这些资料的人，是怎样透过历史的帷幕，将勐海尘封在时间里的一个个茶庄重新挖掘出来的，从这份极有历史价值的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勐海在上个世纪初期，普洱茶生产的兴旺景象。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在历来注重历史文献纪录、整理的文化大县凤庆，我们却很难在尘封的历史中寻找到像勐海当年生产普洱茶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