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9年檀萃撰写的《滇海虞衡志》谈到：“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所谓六大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慢而，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光绪《普洱府志》卷八说：“五方杂处，仰食茶山”。雍正年间六大茶山每年产六七千驮，平均每座茶山产茶1000余驮，这与基诺山历史上“茶叶最高产量1500担以上”（《版纳文史资料》第四辑，第37页）的估计是大致相符的。据调查，“攸乐山在1937年尚产茶1201担”。（景洪市政协编：《景洪文史资料之三-基诺族》，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6、47页；张肖梅主编的《云南经济》第12章说，民国年间西双版纳茶山“以攸乐为中心”）。从18世纪初叶到1940年以前这200多年时间里，基诺山的茶产量经常保持在1000担以上。这些茶通过普洱转销国内的许多地区乃至销往国外，享有很高声誉。这显示基诺族与省内及国内其他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基诺人通过茶叶的生产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劳动者前来基诺山参与茶叶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基诺族结下深厚友谊。
1941年由于无法忍受当时政府的剥削及压迫，以巴卡寨的搓约为首的基诺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孔明仙下凡”的名义动员各村寨群众参加起义队伍，在三年时间内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最后迫使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将车里县长王字鹅撤职查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勤劳的基诺族人民重建家园，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1956年被定为“直接过渡区”，即不经过民主改革而建立合作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并结束了原始农村公社制度。从1979年以来的20年时间里，通过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有关民族政策，基诺族社会经济正在经历跨时代的飞跃，进入更快的社会发展阶段。
